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揭示了一个显著的经济现象：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981元，实际增长率为4.2%；而人均消费支出则为14836元，增幅仅为2.7%。由此可见，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消费的增长，居民的消费倾向降至约64.56%。这意味着，民众的收入多于消费，而增加的部分未能转化为消费，反而转存进了银行。截至2026年6月底，居民储蓄余额高达173.48万亿元，人均超过12万元，半年内新增存款达到7.59万亿元。根据央行季度调查，超过62.9%的居民选择增加储蓄，只有22.5%的人倾向于增加消费。这一现象反映出资金流入银行而消费低迷的困境并非简单的消费意愿问题。

消费疲软的本质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尤其是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招商银行年报显示，持有零售客户总资产中高收入群体仅占2.65%，而普通客户几乎只占三成。数据指出，家庭存款的中位数仅为8.7万元，超过74%的家庭存款不足10万元。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仅为0.3到0.4，而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0.8至0.9。因此，将额外收入给予高收入者并不会有效促进消费，而赋予低收入者相应的收入则可能激发他们的消费需求。

尽管2021年至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收入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税收和再分配制度缺失，使得财富调节的手段有限，财富沉淀后难以重新进入消费循环。因个人所得税仅占税收的9%左右，缺乏对财富的合理调节，导致高收入者的财富没有通过制度反馈到消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成为必须解决的关键任务。

社会保障的不足是另一个导致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2026年第一季度，社保断缴人数超过5800万，大多数是年轻的灵活就业者。灵活就业者大多没有稳定的社保保障，收入波动较大，导致他们在未来支出和储蓄方面的负担明显增加。当灵活就业者的可支配收入几乎为零时，他们的消费能力受到制约，难以进行长远规划。

面对经济低迷，各地传统手段如发放消费券已经开始频繁应用。在国庆期间，各地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的确短期内提升了市场活动。然而，消费券的效果并不具普遍性，它仅能刺激那些原本计划消费但犹豫不决的需求。对那些生活费用捉襟见肘的群体，消费券并无补救之力。因此，只有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才能真正提升整体消费水平。